他说:“百分百是我腿骨折的那次经历,那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关键的转折点,从球队、管理层到我自己,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影响。我不得不重新学习一切,还要和球队一起调整。当时,那是我最后一次和大卫-韦斯特、希伯特、史蒂芬森一起打球。那个夏天,我们刚在季后赛中输给迈阿密热火,我原本即将入选奥运阵容。我当时觉得,我们终于找到了击败他们的方法,下赛季就能拿下他们。而且我还能在奥运会上和其他11位顶级球员同场竞技——我可以向他们学习,提升自己的技术,当时我24、25岁,回到球队时将会是一个心态完全不同的球员,还拿了金牌,知道了胜利的滋味,我想把这种心态带回球队。”
“但腿骨折后,最难过的时刻是回到印第安纳,看着每个人的脸——我能从大卫-韦斯特、希伯特和所有一起战斗过的队友脸上看出,他们觉得这个赛季要荒废了。大卫-韦斯特没多少时间可以浪费了,我从他的眼神里能感受到那种失落,这让我很受伤。对我来说,虽然肉眼看起来我依然有爆发力,甚至受伤后更有爆发力了,但我自己知道,我的某些运动能力确实失去了。不过另一方面,当篮球从我生命中被夺走时,我反而对这项运动产生了更多的热爱和激情。每次回归球场,我都觉得自己能重新享受热爱的比赛,就像一只重获自由的鹿,带着全新的热情奔跑。”
“从管理制度层偏角看,哪一刻受到伤害就开始使我和团队的密切干系出现了裂缝。我再现时想打三号位,到头来我是这位子上最后的攻防三合一篮门将一种,但拉里-伯德总说‘凱文没办法徘徊里做所决定’,还使我打四号位——起初四号位上还有过去的内线篮门将,举个例子来说安东尼-戴维斯,并非是今天的侧翼篮门将。我总觉这都是纠结的终点。我同时爱拉里,他曾提携我,给了我好多弥足珍贵的建议大家,但从那一刻起,当我们的密切干系因此进行了转折点。”